患者C和D都是大学教授，而且都在国内颇有建树，学术成就不分伯仲，但是他们对待生命、学生、家庭、亲情却完全不一样。 我常常说，在疾病面前，你不需对这个人的经历有多了解，就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有的人给予你的全是正能量，你会在他身上看到人格魅力，一种生命的张力，你会敬重他，然后不由自主、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。 C来的时候已经是胃癌晚期了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的家庭是非常有底蕴的，书香门第，家学渊源。但C从来不说这些，不愿意麻烦别人，也从来不向医院提要求，连VIP病房都不愿意去住。他说，他只是普通人。 每次医生查房时问他感觉怎么样，他都是说挺好的，要知道胃癌晚期时吃不下东西是很痛苦的。他还在带着学生改论文，也不跟人套近乎，从来都是安安静静、从从容容的。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们所有人，大大小小的医生护士都喜欢他。他完全信任我们，每次我们帮他做点什么，他都说谢谢谢谢、挺好挺好；我们说要做什么治疗，他都说都听医生的。如果他感觉有什么不好，他会说“前一段时间还挺好的，就最近有点不好，可能是我吃东西不注意”，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他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特别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们医生特别愿意去帮助他，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疗。他的治疗效果还算不错，但实在是发现得太晚，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大量腹水，最后只活了1年多。到快走时，已经气短了，他还跟我说：“沈大夫，我终于把学生的论文改好了。”大约1周之后他就走了。 D也是大学教授，肝癌，来的时候就找了很多人打招呼，把他的头衔、背景、身份全部摆出来让我们知道。 每个人在疾病面前都是最真实的样子，一旦得了癌症，所有的伪装就全部撕下来了，回归他本来的样子，有些人会骂人甚至打人，毫不掩饰，也毫无顾忌。这样的事，在D身上都发生了，你能很清楚地看到他每天都在纠结挣扎，甚至把对命运的怨恨撒到别人身上，永远无法坦然地面对死亡。 所以在癌症面前，当每个人都回归到本来的样子时，你就可以看到社会上有两种人，C这样的是真圣人，还有一种是社会培养的假圣人。所谓“假圣人”，其实并不是说他品质不好，而是他本人其实并不具备当圣人的品质，却硬被社会塑造成圣人，结果一遇上癌症，就被打回原形。 两个人可以接受同样的教育，可以是在同样的工作岗位，甚至可以是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。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，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伪装，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，就需要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，需要伪装。没有发生极端的事情时，我们是看不出人性的原本面目的，而真正能试探出人性的往往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考验，比如患癌症。无论你是企业家还是小职员，有钱人还是穷人、乞丐，在疾病面前，面临恐惧、痛苦、死亡时，都会原形毕露。 当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，人往往就没有任何顾忌了，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，平时刻意隐瞒的，或者被称为“修养”的东西都会剥离，真正暴露出本性。所以在医生面前，显露的都是真实的善和真实的恶。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的还是善，对生命留恋的时候更多表现出善。C是真正的善，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极强的感染力。 我经常在想，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太重要，是一个人生命里天生会注入的东西。再就是良好的后天教育要早，因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是从小就形成的，根深蒂固。但是现在的很多教育其实是在教我们如何去扮演社会角色，这种“扮演”非一个人的本性，本人也很不舒服，但往往必须这样，所以人也就强迫自己这样去做了，从而扭曲了本性。这样的教育就像女人化妆，化妆没什么不好，但浓妆艳抹，就不是她本来的面目了。 所以我们当肿瘤科医生的往往能看到人的本真，一个人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几乎就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他不再掩饰自己。别的人，或者患者家属，可能只会遇上一个这样的人，常常会很痛苦、很不理解，会奇怪“人怎么会这样啊”，但我们会见到很多这样的人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患者，缠人的、通情达理的，我们都觉得很正常，这是医生这个职业最独特的视角。俗话说，“没有穿过人家的鞋子走二里地，就不要认为自己理解别人”。身为医生，旁观别人的时候，和面对自己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 如果自己处于癌症晚期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觉得谁也不敢预测，没有真正面对过这种情况，谁也说不准自己会怎么样。 前段时间我肺里发现一个小结节，其实3年前就查出有了，只是这3年一直没变化，现在发现它长了半厘米，从以前的七八毫米长到了12毫米，所以就必须得切了。不过还不知道性质，要等切下来做完病理才知道。同事们都很紧张，说先不要告诉别人，我说：“为什么不要告诉人家？生病又不丢人，有什么不能告诉人家的，但我就一个条件，你们别来看我，别来骚扰我，我要去做手术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” 我一边等着医生给出手术方案，一边继续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，上班、开会、出差一点没耽误。我周日从新疆出差回来，周二住院，周三早上做手术。手术前一天晚上我呼呼大睡，比平时睡得都好，从晚上11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被人叫醒，说要进手术室了。 当然，这也许是人遇到重大打击的时候，会有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。在做手术以前，我什么都没想，也没担心过，我没想过如果是肺癌怎么办，是好是坏做完再说，不就是个结节吗，切了就没事了。 就像任何一个病人刚查出来问题时，他也首先想到可能是良性的，如果真是恶性的，家人瞒着他时，他就真信了，也许不是真信，而是一种本能的心理保护，认为“我没事”，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说法。 我做手术前真的认为自己没事，后来开了刀病理结果出来，他们说“是结核，你高兴吧”，我也没觉得有多高兴，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让我很烦躁的是我要吃半年抗痨药（抗结核药），好麻烦。 生病这件事，我能接受现实，但我知道我母亲肯定承受不了，所以我瞒着她。去住院时，告诉她我要出差，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，女儿陪我住在医院里。等我出院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瞒不住，因为伤口疼，一动就疼，所以先住在同学家，让妹妹把母亲接走我再回去。人啊，越老越像孩子，母亲突然被接走，心里很不愿意，觉得我不要她了。我等病理结果出来之后，确认没事，才给她打电话，说：“妈，我做了个小手术，但是您现在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康复了，没事了。所以这段时间我在家里休息休息，您先在妹妹家待一段时间，等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再接您回来。” 所以，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庭里，都不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母亲已经86岁了，她承受不了女儿生病的事，孩子就是她的天，如果告诉她，除了增加她的负担，还会把她的负担又转化成我的负担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处理是对她最好的，也是对我最好的方式。 所以，当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时，我也并没有体会到我的患者的那种“如临大敌”的感觉，说我心大也好，傻也罢，反正我确实一天也没担心过。 这个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，在疾病面前，有时候就是要认命。“知足常乐”的人就是认命，必须面对时，就要去接受，强迫自己去接受。谁也不愿意生病，但生了病就要认命，因为不认命也改变不了事实，认命反而会觉得舒服一点，然后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去治疗就好。
（本文节选自图书《在人间：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》）来源：VIP说
【作者简介】
沈琳，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现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、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、消化肿瘤内科主任、I期临床试验病房主任。担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、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、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多个学术职务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、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、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及二等奖、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一等奖等多项奖项。201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，获评2019年北京学者。担任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胃癌靶向治疗新技术研究”项目首席专家，承担国家或省部级课题近10项。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SCI论文160余篇。